道呼吁。控制室播放出专为这次活动所拍摄的短片，片中是在第三阶段研究中服用这项产品的人。这些影像有点朦胧，但都是真人真事，他们曾遭受极大的痛苦，有些人发现这项产品治愈了折磨他们半辈子的顽劣忧郁症。我发现代表们深深为忧郁症患者的痛苦经历所感动。人们离开巨大的观众席时，心中都带着一份使命感。接下来的几天，仍持续这种内容与风格相互矛盾的发布会，推销员的欲望与同情心都受到鼓舞。但是到了最后，每个人都拿到一大堆赠品：我带回家的东西包括汗衫、休闲衫、防风夹克、笔记本、棒球帽、手提袋、二十支笔，以及其他种种商标印得和名牌服饰一样醒目的玩意儿。

　　曾任职“英国精神药理学协会”书记的大卫·希利质疑忧郁症治疗机构成立的批准程序。以他的观点，医药产业利用“选择性血清素重吸收抑制剂”这个字眼，提出不合实情的机能简化。希利写道：“抑制血清素重吸收的药物可以做抗郁剂，选择性儿茶酚胺重吸收抑制剂也可以做抗郁剂。事实上，有力的证据显示，对于严重的忧郁症，有些作用在多重系统的老药剂比新药剂更有效。电气痉挛疗法几乎已确定是难以作用在特定神经传导物质系统的疗法，但许多医生仍相信这是目前最快速且最有效的疗法。这里要指出的是，忧郁症并非单一神经传导物质或特定受体的失常，忧郁症患者有许多生理系统因某种方式受损、关闭或失调。”他点出了这个问题，许多药厂宣传的药剂其实对使用的消费者并不特别有效。联邦于六十年代所实施的法规制度，是依据细菌疾病的模型制定的，假设每种疾病都有特定解药，而每种解药也用在特定疾病上。毫无疑问，目前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美国议会、药厂和一般大众的用词，正反映了他们对忧郁如何侵袭个人和哪种适当疗法可消除忧郁症的观念。专门针对“忧郁症”的“抗郁剂”——这种药剂是否有意义？

　　美国医药产业的现状

　　如果忧郁症是侵袭全世界百分之二十五人口的疾病，那它实际上还算是疾病吗？它是取代罹患者“原本”人格的东西吗？如果我一晚只睡四小时，还能正常工作的话，就可以有多一倍的时间来写这本书。睡眠的需求大大削弱了我的能力。我无法担任州政府的官员，因为这需要一天工作十四小时还保持很旺盛的精力。我选择当作家的原因之一是我可以自由安排自己的时间，跟我共事过的人都知道，除非受到逼迫，否则我不会参加早上的会议。我偶尔会服用无需医生开处方的药物——这东西叫做咖啡——好帮助我撑过睡眠不足的时候。咖啡是不完美的药物，它对暂时治疗我的小毛病十分有效，但若是长期使用它来取代睡眠，就会造成焦躁、头痛、头晕和工作效率降低。正因为如此，咖啡不足以让我像州政府官员那样，把工作行程排得满满的。要是世界卫生组织可以进行一项研究，调查出每年因为某些人需要每晚超过六小时的睡眠，而损失的工作时间，那么睡眠造成的损失可能比忧郁症还高。

　　我曾碰过每晚要睡十四小时的人，他们和重度忧郁症者一样，面临了在这个社会化与专业化的现代世界会遭遇的问题。他们遭受非常巨大的损失。这种疾病的界线在哪里？如果发明一种比咖啡因更好的药，那谁该被视为病人？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州政府官员的睡眠时间订为理想标准，并开始建议一晚睡眠超过十四小时的人接受药物治疗？这么做会有什么坏处？拒绝服用药物，每天仍旧自然睡眠的人会遭遇什么事？他们会落于人后，如果大多数人可以服用这种假想的药物，那现代生活的脚步会变得更快。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希利写道：“重度精神障碍开始被定义为单一神经传导物质系统与其受体的失常。虽然从来都没有证据支持这类论点，但是这样的语言却对精神病学造成重大的改变，从一个语言范围极为广大的学科，转变为只关心某一范畴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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