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两封奏书：“诸公议议，该听谁的意见？”
比二千石的校尉与万石的太尉的奏书放在一起比较，这本身就是一种表态。
樊陵率先道：“朝廷的使者遇袭，这么大的事，若不深究，汉家威严何在？”
樊陵这么坚定，倒不全是为了附和刘辩。而是因为抄家所得国库能分到大半，司空掌财权，今年为了救七郡国的水灾，国库付出了许多，入不敷出的情况比去年还要严重。
卢植与刘辩相处的时间最久，察觉到了刘辩的想法，提醒道：“处罚不宜过度，超出了限度容易产生祸患。”
这年头民间不禁刀剑，但甲胄不同。
刘辩最终决定道：“私藏甲胄乃是大罪，荆州宗贼岂止贝氏一家，命侍御史田丰严查，其与贝氏串联及私造甲胄者，当抄没家资，俱归于国库。”
田丰性情耿直，又经受磨难，既不会牵连过重，也不会放过罪人。
卢植不了解田丰的性格，但终究没有再劝。
荆州这边搞起来大动作，坐镇京兆的皇甫嵩也没闲着。
作为京兆尹，军政两权一把抓，治民也是他的职责之一。关中水利的底子很好，皇甫嵩只要组织人手疏通前人修建好的沟渠便足够了。
对于皇甫嵩来说，他的重心还是在军事上，不仅要守卫三辅，也要为凉州提供必要的援助。
在治政上，皇甫嵩不像他的叔父皇甫规，反而更像段颎，认为那些不服从管理的羌人匈奴人不可信，没什么好怀柔的，该杀就直接杀了。
杀伐过多，威名过重。
羌人匈奴人听到皇甫嵩的名字就觉得害怕，在某些羌人的部族甚至能止小儿啼哭。
当这种名声与吸引游离在官府控制之外的羌人、匈奴人屯田一事结合起来，不能说一拍即合，只能说事倍功半。
皇甫嵩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询问了傅燮在汉阳屯田的经验，认为在三辅屯田是可行的。
遂上书回复刘辩的询问。
奏书抵达雒阳，刘辩便与丁宫卢植等人商议。
就皇甫嵩的上书而言，他显然是认为自己干不了屯田的活，希望由朝廷派人主导。
而且三辅本为一体，屯田也当一同规划。
这是一心为公之言。
刘辩一时不能确定派谁前往，屯田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从屯田开始到收缴租税，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所以负责屯田之人一定要清正廉洁，绝不能急功近利。
别到时候田还没屯几亩，被吸引来屯田的人就被压榨得造反了。
屯田之初不仅要发放种子和农具，还需要在最初的一两年免除赋税。
因屯田招募的对象本就是不服从管理的羌人和匈奴人，这些人大都不会种地，还需要专门派人来教。
而且面对羌人和匈奴人，此人一定不能弱势，但也不能强势到不服从皇甫嵩的管理。
次日，司徒丁宫送上屯田人选，其中名单上位于第一位的竟是陶谦。
刘辩一想，陶谦跟随皇甫嵩打过仗。从他看不起后来接任皇甫嵩的张温来看，皇甫嵩应当是能压住他的。
陶谦治理地方还是有一些水平的，历史上他在击破徐州黄巾后就着手于推行屯田，恢复生产。
刘辩想着不让他独领一方，应该不会出问题，也就顺势同意了陶谦为三辅屯田校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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