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在我国话剧史上的成就是有口皆碑的，曹禺的出现是我国话剧创作开始走向成熟的标志，他剧作的成就是我国话剧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其话剧《雷雨》、《日出》和《原野》被人称为生活、生命、人性的“生命三部曲”。在他诸多作品中，《日出》的地位是很值得一提的，正如谢迪克(H．E．Shadick)所说，“《日出》可以毫无羞愧地与易卜生和高尔绥华兹的社会剧的杰作并肩而立。”

　　曹禺在《日出>这篇四幕悲剧中，以旧中国大都市为背景，怀着憎恶黑暗、渴望光明的热情，揭露资产阶级的荒诞无耻和自私残酷，表现下层社会的悲惨生活．指出了光明的前途。从《日出》的思想倾向来看，应该承认这篇剧作基本上是时代生活的真实反映。他的创作视线已从家庭伸展到了社会。认清了“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形态――人剥削人的制度。他已开始有意识地诅咒四周的不公平，对荒淫无耻的人生泄着愤懑，把希望寄托在象征光明的人们身上。

　　而与此同时，曹禺话剧创作中象征手法的运用也愈发显示其独特的艺术感染力。他是很喜欢运用象征手法的，从他的处女作《雷雨)开始，他就把“雷雨”作为某种社会力量的象征：中的夯歌连同。“日出”本身都具有象征意味；《原野》、《北京人》中象征更多，铁镣、铁轨、黑林子、寿木、北京猿人等都有各自所要象征的内容。

　　一、曹禺选择象征的原动力探

　　在很多研究曹禺的文章中，不少人指出他在创作过程中，有意识地承受了西洋一些作家的影响。的确，无论是艺术风格、艺术表现手法或语言的运用等方面，曹禺确实受了一些外国剧作家的影响。在象征手法的运用上，易卜生的影响是很大的，正如他自己所说，“外国剧作家对我的创作影响较多的头一个是易卜生”，“从易卜生的剧本中了解了话剧艺术原来有这许多表现手法，人物可以那样真实，又那样复杂”。

　　在易卜生的创作中，象征已经成为他结构剧本、表现主题必不可少的手段，象征成了易卜生戏剧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而曹禺并没有直接从易卜生那里借用什么象征物，但他无疑学习了象征手法和对象征的重视。象征手法不能说在中国绝对没有，但至少在戏剧中是不发达的，以写意为特点的传统戏曲并没有多少象征，鲁迅就不赞成把戏曲说成是象征主义的戏剧。也不能说象征手法是由曹禺开始的，但曹禺确实比一般剧作家用得更多些。例如作者在《日出》剧前引有老子道德经的几句话“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尽管没有明说，但可以感受到，《日出》就是一个描写“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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